信用评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时间:2016-08-20 文章来源:dagong 责任编辑:

主持人:

许钦铎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

对话嘉宾:

亚历山大·托雷多  秘鲁前总统、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成员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卫国  中国银行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徐洪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

艾伦·霍尔斯霍斯特:本次论坛共有四个主题,现在我们进行第一个主题的讨论——信用评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当我们去谈信用评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时候,这个影响意味着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是在现在的评级联系之中,评级正在影响着世界的经济,因为信用评级通过影响资本的流动影响着世界经济通过配置信用资源,去增加财富生产的能力。首先让我们欢迎许钦铎先生。
许钦铎:我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如今我们看到世界经济的发展,看到土耳其的军事政变,看到法国的恐怖袭击,看到在欧洲的难民问题,英国脱欧问题,北约组织和俄罗斯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这些如何影响世界经济呢?信用评级机构是否会考虑这些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他们去为这些国家进行评级的时候是否会考虑这些因素。我们会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之一,这就是信用评级和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论坛讨论的主题。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下列嘉宾秘鲁前总统亚历山大·托雷多博士,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先生,中国银行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先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徐洪才先生。
第一个问题是:世界经济所有的负面的近期发生的事情,会怎样去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和表现?
亚历山大·托雷多:我们应该面对这些挑战,应该去减少贫困,不能被这些挑战所影响,而是需要在全球范围之内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我们需要有一个信用评级系统让更多的企业家甚至是中小的企业家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舞台中来。很多人会感觉到非常不安,因为很多时候会看到社会的不公平。世界正在面对不同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的不公平、移民问题。世界经济正在减速发展,所以应该实现一种全球增长的多元化,而不能只是出口原料,需要为信用提供一个平等的评级、公平的评级,为这些不同的特别是高科技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我们需要去面对所有这些危险和困难,我们更需要去搏斗。
很多时候还没有触及到这一点,全球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失去各个国家的文化身份。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根,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未来,一个国家要尊重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会失去未来。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向未来做出变化,面对未来做出调整,子孙们会非常生我们的气,他们会说父母是胆小的,他们不敢做一些决定,我们要为这些子孙做一些准备。
许钦铎:谈到地缘政治问题,关于军事政变以及恐怖袭击,所有这些因素是如何真正地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呢?
徐洪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市场的稳定性越来越差。根据过去的经验,每十年一次金融危机,1987年股市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危机,世界国际金融危机,现在又到了一个时间关口,明年、后年就是金融危机10年关口。从目前情况看全球经济增长发展,全球经济不稳定性在增强。
今年,地缘政治波动干扰变量非常大,大家最关心的有关美联储的加息问题,今年上半年两次延迟加息,这件事情其实一方面是反映了美国本身的经济增长和恢复其实没有想象的好,特别是非美货币的贬值,对美元的贬值其实削弱了美国的出口竞争力。
另一方面,比如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负利率,其实并没有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但是加重了外汇市场资本流动的波动,增加了系统性风险。在这种背景下,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年,各国都在讲要去杠杆、减杠杆,但是事实上公共部门及政府部门都在加杠杆,这是一个事实。这种杠杆的增加、负债的增加,其实是增加了系统性风险。而作为这种揭示风险的重要第三方的独立机制,就是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现在实际上是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由美国主导的三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垄断了信用评级的市场。
这种情况与世界经济的多元化与多极化、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是不适应的。今年是中国的主场,主场能不能改革,能不能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当中,也把信用评级体系纳入重要的议题,目前好像并没有看到,因为今天会议好像还是一个民间活动,政府层面重视不够。
黄志龙:刚才徐教授从短期的角度探讨了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我个人认为应该从长期的角度看。首先,从发达经济体来看,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前那十年的债务,包括放纵监管等这些措施,导致整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最后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新兴经济体并没有利用中国的快速发展,来给自己创造一个改革的机会,错失机会导致了现在大多数国家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
在全球债务膨胀的过程中,谈到信用评级对经济的影响,至少应该对全球的债务膨胀起到两个功能。第一个是价值发现的功能,第二个是风险提示的功能,但是现在这两个功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缺陷,第一个就是不独立、不客观,因为一般的评级是作为裁判员,是第三方的,美国的三大评级公司不仅仅对美国进行评级,还对全球所有国家进行评级。
第二是盈利模式,上市公司要为股东创造利润,而现在盈利模式主要是发行人支付的模式,显然是难以达到独立性。
第三个方面就是研究人员,相对来说评级受主观性影响比较大。因为现在所有的包括三大评级中,大部分研究人员就是一千人上下,但是要面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包括对金融产品进行评级,但要跟踪这么多产品,研究力量比较有限,所以这导致每一个评级过程受到研究人员主观性的影响非常大。
许钦铎:现在我们在谈世界信用评级体系的一些缺陷,接下来请王先生评论一下全球经济,以及是不是有另外一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比如说在接下来的半年或者五年里面,对世界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卫国:从金融法的角度,首先研究的就是风险的问题,有关金融法律制度都是应对风险的。从2010年以来我一直担任国家金融信息服务部门的法律顾问,我们从2010年开始,就研究信用评级和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三分之二已经被美国人拿走了,而且带来了很多问题。
目前从金融角度讲可能性在增加,刚才说的一系列事件都是在增加可能性,是不是要爆发性的增加这不一定。因为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发生了,而且后果还在消化之中,到目前还没有消化完。但是今天大公发布了一个数字,讲到全世界性的债务问题,债务和GDP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债务很高,下面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偿债能力怎么样,偿债能力靠什么来对冲?靠增长,如果没有足够增长,债务就会越拉越大,可能形成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另外,不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标普这些垄断评级机构在危机之前都是有承诺的,都是说好的而不说坏的。危机一旦发生,要么就是像亚洲金融危机那样,要么就是断崖式地降低别人的信用评级,加剧危机。比如对欧洲,就是向外转嫁危机。近期以来,标普、穆迪他们对信用评级发出了什么信号,有没有警示性的信号。在我看来信用评级很大的任务就是要对危机、对风险做出一个警示性的评价,最近没有看见,是不是在承诺的状态下又掩藏了什么东西呢?所以我们需要有别的信用评级机构及时揭示潜在的危机因素,我非常赞赏这个论坛和这个机构所做的工作,我期待着你们进一步揭示潜在的那些危机因素。
亚历山大·托雷多: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没有创造力来建造一个更加正义的信用评级体系,那么资金就不会留到万众创业的企业家手里面。我做过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我也做过秘鲁的总统,我来讲讲学术跟政策决策者的结合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的经济学专长是经济计量学,它要求用非常复杂的方法论来对未来做一个评价然后对未来做一个预估。但是对于预估来说我们都是有恐惧的,我们不愿意预估未来。那么,如果有一个新的世界信用评级机制,关注教育、健康、基础设施,我们就能够把出口原材料的经济体变成一个知识经济体。这需要我们对人力资源有很多的投资,对人力进行开发。我的背景是非常贫穷的,但是通过教育我获得了自由。
如果没有人对我的新制进行投资,我今天不会有自由,我用自由来说真理,一个新的信用评级体系是我们需要的,来帮助贫穷的人口,从而重塑民众的对经济的信心,而且我们现在是通过雅虎、谷歌使得全球化的进程又加速了。因此,如果想获得高的回报,那么最佳的投资就是对人民新制的投资。
许钦铎:谢谢亚历山大·托雷多先生,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乡村,非常贫穷的家庭,通过他的教育通过他的努力,他成为了秘鲁的总统,而且成为知名的经济学家,所以能够在全球巡回讲演,这是非常令人反思的精彩的故事,所以非常感谢。请问大家有问题吗?
艾伦·霍尔斯霍斯特:我希望能问一个问题,特别是关于第一个讨论,你们认为全球的经济在川普的领导下会是什么样的?
许钦铎:这是一个好问题,从王老师开始。
王卫国:我的结论是川普是全世界都摸不清、搞不明白的一个人,至少在他上台之前,所以不知道他未来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但是有一种可能是他也许要倾向于孤立主义,如果说孤立主义的好处是不在世界上制造麻烦,坏处就是不在世界上承担责任。
徐洪才:在我们传统思维来看,川普似乎是一个另类,但是其实他的出现有他的必然性,因为过去美国确实在全球范围内管的事情太多他自身的一些内在的矛盾与问题很难解决。而且川普是一个商人,他更加务实,更多立足于本身的利益。过去那样管事管太多有点力不从心,现在要眼光向内,多管一点自己的事,所以我也非常同意王老师刚才讲的倾向于孤立主义、实用主义。但是在目前,全球治理问题非常多,敢于承担责任的国家不多。能够有效地解决全球问题的机制不多,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应该说是喜忧参半,忧大于喜。
黄志龙:现在川普之所以有可能当选下一届总统,确实是刚才徐教授所说的,有他的必然性。在过去数十年,美国好像真的没有伟大的政治家,更多的是一个政客。所以现在选民对美国的政客反感的情绪,包括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导致了川普的出现。我们看到一些报道说川普也有非常人性化的一面,这恰恰是跟过去那些政客产生非常大的差距,他好像帮了很多贫困的人,做了很多慈善事业,非常人性化,说出来的话都是大家能听得懂的话,从这个角度看,有可能更加受老百姓或者选民的一些支持。但是对全球来说,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悲大于喜。假如川普上台,像两位专家提到的,现在全球治理困境的国家还应该是美国,至少应该中美合作来领导,领导提出的大国关系才能真正带领全球走出目前的全球治理的困境。从这个角度看,川普若是孤立主义,则对现在状况不利。

许钦铎:我们谈一谈英国脱欧的问题,如果是川普成为总统,他会不会说其他国家偷走了部分美国就业人口,希望美国人回到自己国家,为美国工作?我认为这和全球的努力是相反、相悖的,我非常担心这点,徐先生您怎么看?

徐洪才:我部分同意你们的分析,未来各国都在讲实用,因为今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就是,一些女性和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也反映出全球经济、政治、形势的复杂多变。

英国脱欧有他本身的利益诉求。从全球来看,是全球化开始逆转、倒退,原因就是大家都关心各自的利益,很少有人坐在一起关心大家的事。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国际合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年中国作为G20的主席国,被大家都寄予期待,中国做了很多努力。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来“一带一路”倡议,是符合人心的。要建立一个公共的平台,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发挥各自的专长,展开合作,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利于大家共同发展。WTO多哈回合搁浅以后,多边主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举全球化旗帜,是敢于担当的一种表现。

当然,在新的形势下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您提到英国脱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利有弊、利弊互限。从未来影响来看,我们跟英国之间可以进一步扩大金融合作、贸易投资合作,因为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可能受到脱欧以后资本外流的负面影响。

那么假如川普上台,他可能更多崇尚的是实用主义,可能会集中精力办好美国自己的事,少管其他国家的事。本着互利共赢、平等合作的态度,可能就会少一些意识形态的偏见,这样对中美合作可能是好事。所以目前形势的复杂多变貌似危机,其实是危中有“机”,有机遇。

许钦铎:中国的哲学很多时候会以辩证的方式看待事物,所以对中国来讲危机意味着危险和机遇。“福兮祸之所倚”,大家都知道信用评级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我非常好奇,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评级机构都会给不同国家的主权债券提供评级,比如说穆迪,针对这些机构的观点黄先生怎样做回应?

黄志龙:谈到穆迪,今年3月份他对中国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针对穆迪的报告,我在《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应,文章中有三个理由:

(一)穆迪认为中国这几年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债务的增长速度非常大且快,导致债务偿还压力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实际上,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地方债务,包括铁道建设的债券等等这些债券所有的加起来,最上限经过权威机构的测算也不到60%,这显然是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我们看到欧、美、日这几个经济体都是100%,甚至200%以上,在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也是7080%这样的水平。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看,中国的债务偿还压力不是很大。

(二)主权债务,也就是外债。穆迪说我们的外汇储备去年下降了五千多亿美元,说中国的外债偿还压力较大。但是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实际的外汇储备因为资本外逃或者非正常外流的只有一千多亿美元,其他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大规模海外并购导致的。也就是我们的企业资产负债在全球进行配置,还有中国公民的资产配置,是外汇储备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

(三)穆迪认为中国改革的进展非常缓慢,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球对中国改革的期待非常之高所导致的。在我看来,全球几乎所有大国的改革都是停滞甚至是倒退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中国的改革实际上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改革的复杂性跟上世纪90年代是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各种利益的博弈都不一样,所以说中国的改革进展缓慢是在意料之中的。

所以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穆迪对中国的研究并不是很完全,很客观。

许钦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特别中国的评级展望被穆迪调整为负面。王教授,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预期是否过高?

王卫国:首先补充一下,穆迪的评级主要在资本市场,这是他的长项,而中国的金融是一个大银行金融,90%以上的资金供应通过借贷市场。穆迪在借贷市场方面的风险预测和风险管控并不熟悉。所以他说的那些东西是不靠谱的。

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预期,我们的期望值从来不是太高,而且国际上对我们的预期反而更低。6月份在国际破产协会的会议上,一个美国律师介绍中国,他拿了很多数据、图表,来证明中国破产的危险很大。

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下行,遇到很多困难,但是这些风险都是可控的,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对自己的预期应该说是积极的、谨慎的、乐观的,我对中国银行业的评价是:艰难而健康的活着。

许钦铎:这是对于银行业非常现实一个评价。

徐洪才: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如何?世界银行最新对世界经济的展望是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0.2个百分点,唯一上调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刚刚公布的中国一季度、二季度GDP增长速度达到了6.7%。我们对未来的预期是很客观的,未来五年我们能够保证经济增长保持6.57.0的增长速度,应该说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回到以穆迪为代表的信用评级公司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问题,我觉得他们的评级标准是不客观、不科学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信用等级比中国高,他是3A,我们是2A+,但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我们是最大的债权国,债权人怎么能比债务人的信用还低呢?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6.7%,美国是2.4%6.7怎么比2.4还低呢?

至于对中国债务的担忧,我们可以具体分析。比如刚刚黄志龙博士讲到,我们的公共债务跟GDP比是60%,美国100%,日本250%以上。我们的外债情况呢?中国的短期外债是1万亿美元不到,海外国际资产有6.6万亿,负债5万亿,净债权有1.6万亿,短期负债还不到1万亿,而中国有3.2万亿的外汇储备。

去年我们外汇储备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正如黄志龙博士讲的,我们的企业主动走出去,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并购,我们的居民随着收入增加,主动在海外进行消费,我觉得这是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特有的现象。

展望未来,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还要进一步下降,这是趋势。为什么?因为人民币正在加快国际化,我们没有必要持有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了。当然,人民币国际化本身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一个主体表现,也是人民币分担美元承担过多责任和风险的一种表现,它适应了经济全球化,适应了当前经济发展和金融经济再平衡发展趋势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欣喜的看到中国金融体系总体是稳健的,我们要控制发生局部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限,同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所以今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成员国达成一致,把结构性改革拉入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框架。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创新合作等措施释放新动力,这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谢谢。

许钦铎:谢谢。中国经济体已经非常庞大,相当于28个欧洲,现场嘉宾说我们会经历困难,但经济的增长是健康的。不知道现场观众是否有同意?还是你们认为穆迪或者标普对中国主权评级下降是有正确的?

观众2:我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目前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中央政府到民间机构也都在大力投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当中,我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政府和民间机构力量在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的作用?现阶段中国信用体系建设更适合由政府主导推动,还是由民间机构、市场来主导推动?

黄志龙:这个问题挺好,我认为目前应该以市场、机构为主来发挥,政府更多的是在提供一些法律法规,包括在监管、指导原则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现在的三大评级公司,更多的是根据历史经验形成的评级模型,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尤其在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非常明显,利用大数据对个人信用进行评级,完全没有参考过去。

中国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实现弯道超车,这也是中国评级超越西方评级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大型的互联网企业更多是从民间企业来的,政府没有给予太多支持,尤其是早期的创业发展阶段,机制非常活。我们的评级体系应该由民间的市场机构来提供,形成一个公共产品。

徐洪才: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政府有他的独特作用,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法律环境要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保障投资人的合法利益,在这方面政府还要进一步发挥作用。比如说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通过信息不对称违规操作来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在企业兼并破产过程中一些有意无意的逃债现象损害了债权银行的利益等,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建设一个发达完善的信用体系,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我们市场参与者也应该加强自立,不要帮倒忙,不要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信用评级机构是责无旁贷的。

当然你老是唱反调,总是不受人欢迎,但是这个市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就需要这么一类机构,需要这么一类人,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保障的机制,让他们能够敢于发出独立的声音,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老是指责旧的信用评级体系不合理,不科学,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则,就是有发行人有卖方支付信用评级的费用,那因此即便是在这种前提下,即便是放开市场的竞争,其实大家都是谁给我评级高,我就给你这个生意让你做,实际的结果他是一个逆向选择,不利于揭示风险,如果你老是揭示风险,公正的、客观地评价你的对象的话,你可能失出市场,没有生意做,没有饭吃,这种情况在全世界普遍的,怎么样改革,我们从基本的制度规则方面进行修改,让这个市场能够健康的发展。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关心,要讨论的问题,谢谢。

许钦铎:我们正在评级体系改革中,从发行者付费到投资者付费为市场带来变化,王先生你提出了现行体系的弱点,那么你有什么建议吗?

王卫国: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离不开市场也不能完全靠市场。如果有信用评级机构捣乱的话,在中国金融市场制造混乱,可能使整个信用产业失去公信力,影响是很大的,所以需要政府的监管,建立监管体系。另外就是对失信者的制约,比如最高法联合各部门建立对失信的制约体系,效果非常好。将来在信用体系建设当中,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法律措施要出台。

许钦铎:我的问题是,全球评级体系是不是要改变结构,从发债者付费变成投资者付费,还是推进更多的竞争机制,比如像大公建议的怎么样使评级更为独立?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独立性如何?

徐洪才:大家都知道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里面有三家机构垄断,显然市场经济跟垄断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概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信用体系建设中大家都没有关心,这方面似乎改革的力度不大。从全球观点来看,应对金融危机已经有金融稳定委员会。那么G20为什么没有把信用评级纳入他的主要的议题?这一点我非常不理解。

包括今天的会议,说实话也是个民间活动,发改委副主任亲临现场应该说是很重视了。但我觉得重视的恐怕还不够。

中国是我们的主场,他(指机构垄断)是影响到全球金融风险的管理,这么一个系统的、重要的大事,政府的领导层都没有重视,导致现状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明显的,三大垄断的评级体系给出的评级结果跟事实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方法是用信用评级粉饰太平,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没有全球性的统一规则,没有透明度。但他们为何能一直垄断呢?大家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

我非常欣赏关建中董事长,他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是要促进全球信用评级体系的改革,同时我觉得应该得到政府层面高度的重视,国家领导人层面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个问题专业性很强,很多人不懂金融,但这件事情确实至关重要。

王卫国:打破西方三大的垄断实际上政府非常重视,2010年有份报告实际上已经公布了,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联合各个部,包括国家安全部做的关于评级市场的调研,非常重视。我认为信用评级市场是“说不说由我,信不信由你”,找不到一个标准。要打破垄断需要靠市场竞争。三大说这一套,然后咱们说另外一套,由市场自己来辨认,如果有人总是说谎的话,将来就没有人信他了。说实话,标普也好,穆迪也好,在全世界的信誉已经大大下降。对信用评级市场的监管性质是底限监管,如果他的行为危害到国家安全,危害到市场稳定,我们会有一套监管措施来应对。

徐洪才:我同意王教授的说法,评级垄断在全球范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我们国家还是很重视的。

许钦铎:各国政府是否足够重视评级垄断、是否参与监管永远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下面进行下一个问题。

观众3: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很大进步,国力在世界上有了很大增强,世界各国都把眼睛投向了中国。比方说外交方面我们不仅跟小国家平起平坐,甚至跟美国、欧洲都是平起平坐的。但是很遗憾,我国的信用评级到现在都不是特别令人满意,我们连欧洲的中小国家都比不上。

我想向专家们请教,我国能采取什么措施,短期内把我们的评级提高上去?另外刚才这位博士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回应了穆迪对中国的评价,我想请问您能不能把这些评价也在欧美的主流媒体上发表?

黄志龙:首先,要考虑欧美媒体对我的观点是否认可,另外《人民日报》当时也是以约稿的形式刊登,我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你说在欧美主流媒体发表,我想以后应该有机会。

许钦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经济学家也很有挑战性。

艾伦·霍尔斯霍斯特:我想问亚历山大·托雷多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对于中国、中国改革的预期?还有中国对自己的预期?世界上一些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面,都会指向中国,说中国要改革,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同时这些国家还指向法国,说你也需要改革;又指向日本,说他们也需要结构改革;还指向很多欧洲国家,说他们同样需要改革……这导致世界经济的结构改革再次回到原点。这些国家为什么这样?他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些事情,真正的改进他们的经济?他们为什么希望别的国家进行结构改革?

亚历山大·托雷多:恕我直言,我们现在还是太自鸣得意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改革,因为中国自己清楚改革的重要性。而欧美国家总是想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他们从我们的手中摄取资源而又不向我们投资,又自己创建了一个评级体系,然后把我们带入全球经济危机。1929年的金融危机,我们为他们的错误买单,一千万秘鲁人因此而贫困,为什么?!所以请不要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你不能做到、不能自己去改革,于是有了英国脱欧,未来美国还可能会孤立于世界。

我很高兴今天的会议能直面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掩饰。这个世界从来不像现在这样缺少领导和野心,我们需要更多的动力和更少的政治,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化、需要更多的技术渗透。我们不能阻止人类社会发展,就像伊朗的女人现在已经可以跟世界沟通(伊斯兰国家的女性传统上不能以面示人)。

今天我以一名大学教授的身份在与各位交流,表达我认为正确的观点。我认为很多发达国家都在摄取我们的资源,这是不公平的。

许钦铎:我知道嘉宾还有很多要说的,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结束这个环节。也许我们无法马上解决世界经济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勇于直面这些问题,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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