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型金控平台的风险特征分析

发布时间:2017-07-27 09:22:46    点击:

  随着金融监管趋于宽松,金融混业发展愈加显著,一些金融资本大鳄逐步向全牌照金控平台发展;在各地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国资证券化率的国资改革导向下,政府主导的产业金控平台纷纷成立。

  2015年12月,山西地方政府主导成立了山西省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次年9月,以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主体的四川金融整合改组展开。地方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所催生的政府主导型金控平台,逐渐成为关注点。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政府主导型金控平台的出现及其发展受到经济改革政策、金融监管环境、市场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同时也受到企业自身发展规律制约。

  政府主导型金控平台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资本增值及流动的内生本质决定的。从资本角度而言,资本的逐利及流动需求,促使产业资本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自发向利润更高的金融行业转移与结合,而金控平台则是实现资本增值的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金控平台的发展历史

  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金控平台的出现及其发展受到经济改革政策、金融监管环境、市场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同时也受到企业自身发展规律制约。金控平台在我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探索期、整顿期、恢复期与扩张期四个阶段。

  一是探索期(1987~1993年),部分发展良好的工商企业尝试通过参控股金融机构、设立综合性控股集团、建立财务公司等方式参与金融活动,其组织形式构成金控平台雏形。

  二是整顿期(1994~2004年),受金融行业高利润吸引,产业资本不断向金融行业转移,民间资本主导的金控平台涌现,德隆、复星、闽发和托普等集团企业影响力不断扩大。

  三是恢复期(2004~2013年),2002年,就在很多市场主导的金控平台动荡之际,国务院批准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和平安集团作为三家综合金融控股集团试点企业,随后四大资管公司开始布局金控平台,在政策支持下,以银行、保险等金融资本主导的综合性金控平台逐步发展壮大。

  四是扩张期(2013~至今),我国宏观经济步入转型调整期,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的压力一方面使企业有了更多的融资及资本运作需求,另一方面也增加企业将资本向利润更高的金融行业转移的动力。

  金控平台发展模式分类及特征

  政府主导型金控平台是由地方国资委发起设立,以整合地方金融资源、促进地方产业发展为目标的产业金融控股型集团企业,地方政府主导的金控平台也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发展的产物,按照主导资本分类为综合金控平台和产业金控平台。

  1. 综合金控平台

  综合金控平台通常以银行、保险等金融资本为主导,向信托、基金等其它金融资本领域延伸,并涉足地产、能源等产业资本,形成由金融向产业的结合。综合金控平台按照金融主导资本的不同,又分为银行主导型、保险主导型、资管主导性等多种类型,代表性企业包括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中国信达等。由于我国金融牌照并未完全市场化,综合金控平台多存在政府支持背景。

  2. 产业金控平台

  产业金控平台以电力、地产、交通等某一产业资本为主导,逐步向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资本领域扩张,形成由产业向金融资本的结合。产业金控平台代表性企业包括国资背景的招商局、华润集团、江苏国信、广西投资等,也包括民营背景的复星系、泛海系等。

  目前金控平台的发展在资本实现路径、行业分布及结合深度等方面呈现如下特点:

  在金控平台的资本实现路径上,由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形成的金控平台,民营比例更高,市场主导性更强,近来出现的以政府主导地方性产业金控平台,多数遵循产业到金融的发展路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双向结合受到金融市场监管政策变化及金融市场完善程度的影响均较大。

  在金控平台所掌控的金融资源分布类型来看,银行占比最高,证券、保险、信托等传统优势金融机构占比紧随其后,担保、小贷及P2P等类金融及新兴金融产业占比相对较低。

  从金控平台所掌控的产业资源来看,主要以电力能源、矿产、交通等公用事业或垄断性较高的产业为主,同时市场化程度较高、资金需求密集的产业如地产、百货、贸易等也占据较高的比例,技术、科技等新兴产业也逐步成为金控平台控制的产业资源,但占比相对较低。

  金控平台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深入程度与平台发展阶段及发展目的相关,目的不同,金控平台对金融资源的持股比例也会不同,比例低,通常可能是为了短期投资收益,而非为长期战略发展目标服务。

  政府主导型金控平台发展优势及风险

  金控平台组织模式有其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就其优势而言,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借助整体信用等级的改善,降低集团权属企业融资成本,满足资本运作需求,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利润,实现产融协同;另一方面,引导化解过剩产能,或者凭借优厚资本实力进入新领域,加快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加快资本流动和配置效率,提高资本运作效率。

  金控平台通常规模庞大、内部结构复杂,并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各类金控平台的发展历史不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均不同程度的暴露了诸多发展风险。

  第一,与金控平台发展相配套的金融监管体系尚在建设中,存在监管缺位、政府越位等风险。我国的金融混业监管体制尚在初期搭建阶段,同时,对于国资背景的地方产业金控平台来说,同时接受金融行业监管和国资委监管,多重监管容易造成监管缺位和混乱。

  第二,金控平台内部风险隔离机制的不完善将会加剧风险扩散与传染,降低整体抗风险能力。金控平台业务涉及行业较多,多元化的经营能够起到分散风险作用,加上金融工具的合理使用对冲风险,理论上来说,金控平台的抗风险能力较强。但是,关联交易过多及风险隔离机制不完善,实体业务与金融业务界限模糊,容易造成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风险共振,加快风险传染、扩散,甚至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产融集合深度失当,易造成产业空心化,导致产业结构失衡。金融高杠杆及高利润的特征,容易形成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挤压;企业经营考核指标设置失当,以短期利润为导向,加剧企业过度金融投资冲动;另外,在金控平台内部,股权关系盘根错节,加大了投资限定监管的难度。过度产融结合易造成产业资本空心化,降低总体经济的抗风险能力。盛极一时的托普系、德隆系等均是资本操纵过度,掏空实体产业而相继败落。

  第四,金控平台未必能发挥出理想的产融协同效应。金控平台产融协同效应的发挥,与产融结合深度、人事及部门整合效率等因素相关,一方面,产业持股金融比例较低,与产业业务合作性低,更多关注短期投资收益而非长期战略发展,从而使得产融协同效应难以发挥;另一方面,以政府主导的金控平台存在产融硬结合的问题,金控平台对新设或拨划而来的金融机构在管理方式、经营能力及控制力度上容易失当,人事、部门整合的摩擦较大,管理及监督成本较高,协作效率低下。

  第五,金控平台多元化的业务经营,对自身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程度要求更高。对于部分民营金控企业来说,仍以家族式或江湖式的管理模式运行,问责机制和约束机制缺位,决策风险较大;而对于政府主导型的地方金控平台,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完善造成经营决策行政化及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更有甚者,可能干扰扭曲资本市场。

  评级实践中政府主导型金控平台企业的关注要素

  从信用评级角度来讲,由政府推动建立的金控平台企业信用评级主要从如下几个角度考察抗风险能力及偿债能力。

  1.外部经营环境

  与产业国资平台类似,对地方政府产业金控平台的经营环境的考量,我们一方面需要掌握宏观经济指标及地方政府财力水平和资源掌控及调配能力,还要观测多个产业行业政策及发展趋势,特别需要着重分析金融政策及业态环境。

  2.主体地位考量

  由于这类金控平台是由地方政府主导、推动建设的,其成立的初衷往往带有一定的政策性,进一步的,地方政府也根据金控平台身上所体现的政策性强弱及平台的产融业务影响力,综合决定给予金控平台的支持力度,一般而言,政策性越强,支持力度越大,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影响力越大,支持意愿及力度越大。

  3.金融资源布局及在地方金融资源的占比

  概括而言,我们认为金融业务覆盖业务类型越全面,也即金融牌照越多,掌控的地方金融资源规模越大,综合抗风险能力越强。进一步考虑到我国总体的金融业态,银行主导型的金融板块布局,其引导的资金、信息规模及操作便利灵活性上均明显优于证券、基金或者其他类金融形态主导模式,也更便于实现产融协同与产融促进,从而对金控平台特别是产业型金控平台的财富创造能力,有更好的提升作用。

  4.自身财富创造能力

  主要考察各业务板块经验状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关注各版块尤其是金融业务与产业性业务之间的协同性。

  5.债务空间及抗风险能力

  除资本负债率之外,还需要考察资本充足率,即金融控股公司的净资本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比例。通常情况下,资本充足率越高,反映风险缓冲能力越强。但对金控平台来说,需要考虑各层级权属公司相互持有股权或债券而造成的资本重复计算问题,并在合并报表层面剔除重复计算的资本充足率。

  综合来看,地方政府主导型金控平台是政府整合地方金融资源、促进产融结合,进一步提升国有产业资本化运作的平台,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但目前仍处于发展前期,有待进一步探索更为成熟的运营模式和组织形式,且其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与地方经济和金融安全息息相关,风险管理及控制至关重要,审慎的政府主导型金控平台评级框架的建立,为评估金控平台信用风险提供良好的导向。(文/段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