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信用评级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发布时间:2017-09-26 14:23:37    点击:

  编者按:

  这是董事长关建中在2017年8月的一个讲话。

  以美国次贷崩盘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至今日已近10年。从那时至今,各国政府都在忙于恢复增长,稳定金融,但在全球治理的改革上,却一直进展缓慢。尤其是曾对危机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西方评级方法并未受到彻底清算和根本改革。

  10年来,全球经济波谲云诡。一次又一次,海内外的投机势力对中国金融市场和监管系统造冲击、形成威胁。

  与此同时,网络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也在不断催生前所未见的融资产品和交易行为。

  谁说光阴如电抹?英雄使命未完成。大公一直认为信用制度的完善、评级体系的改革,对中国发展决定成败,与全球经济大势密切悠关,10年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在埋头创新。

  关建中董事长的这个讲话就概括了大公关于国际评级体系发展的最新理论与构想。

  对于大公的商业伙伴,关建中董事长的讲话可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大公的企业使命、天下情怀。

  对于关心世界格局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人们,这篇讲话也系统呈现了大公对西方评级方法的批判以及关于全球评级体系改革(也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一部分)的理论创新和构想。

  想进一步了解大公近年理论研究成果的人们,还可联系大公集团购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的关建中著作《信用思想选集》。

 

重构信用评级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关建中

2017年8月31日

  现实中,金融风险日益大众化、社会化、全球化,金融危机大众化、社会化、全球化日益成为金融风险的极端呈现形态,但是,人们对金融风险的理论认识和思维方式及管理模式与金融风险形成规律的距离正在加大,对信用评级的错误理解和应用正在成为金融风险的强大推手,因此,人类社会必须从信用经济的内在矛盾运动入手,重新认识:什么是金融,什么是金融体系,什么是信用评级,从理论和本源上纠正一系列错误认识,才能真正找到现代金融风险的解决方案。

  一、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

  (一)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两对矛盾的确立,标志着信用经济形态的形成。

  传统经济中,生产扩张及消费能力的形成依赖的是当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真实财富创造能力是生产与消费寻求平衡关系的锚。但是,这样的生产与消费平衡模式不符合资本增值的本性,生产必须突破以真实财富创造形成消费能力对其扩张的束缚,寻找到满足资本增值的新模式。于是,运用借贷方式构建信用消费能力就应运而生。借贷是由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这是一种以债务偿还为前提条件的信用资本,当这种信用资本成为消费能力形成的主要来源和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流动性时,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转化为生产与信用的矛盾,这时的信用是由信用关系构建起来的信用消费能力。与此同时,因信用端的主体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两者组合为信用资本是以评级提供偿债风险信息为媒介的,于是,建立起了另外一对矛盾,那就是信用与评级。生产需要不断扩张信用增加消费能力满足其增值的需要,本质上,生产与信用是信用经济顺周期力量;债权人需要评级准确提供债务人安全负债的数量边界作为构建信用关系的必要条件,本质上,信用与评级是信用经济逆周期力量。两对矛盾的确立,标志着信用经济形态的形成。

  (二)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的矛盾运动构建起了信用经济发展规律。

  生产与信用的矛盾是以真实财富创造能力为杠杆进行负债构建起来的信用经济推动力。生产要求不断通过增加信用规模形成新的消费能力满足产业资本增值的需要,然而生产推动的信用扩张并不是无限的,需以真实财富创造能力为锚。过剩的信用,一部分会成为信用顺周期扩张的新动能,一部分会成为资产价格上扬的推手。信用扩张过度超越其财富创造能力则会导致债务链信用体系爆发系统性偿债危机,最终必然以信用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的方式实现生产与信用的再平衡。

  信用与评级的矛盾体现了“债务人一定时期内的最大安全负债数量边界是债权人决定是否与债务人建立信用关系的前提”这一思想。如果评级不能清晰描述出债务人一定时期内最大安全负债数量边界,将使信用关系失去建立的根基,使评级失去阻止信用无度扩张屏障的功能。两个失去的后果是,评级用错误信息诱导信用关系建立和资本流向,成为信用无度扩张的直接推手,信用扩张持续背离信用关系构建规律,必然以信用关系破裂的危机方式进行自我调节,让信用关系回归真实,评级亦随危机大幅调降。此外,盈利是偿债来源的基石,盈利对利息的保障是维系信用关系的底线。任何评级,如果不遵循这一信用关系构建规律,必将难以承担体现信用关系本质要求的逆周期力量责任,必然成为信用潮水涨落的操纵者。

  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两对矛盾的运动表现为:生产与信用的矛盾运动推动信用增长不断突破信用关系形成规律,信用与评级的矛盾运动阻止信用扩张越过安全负债数量边界;前者对信用规模的无限性需求,后者对信用资源的有限性供给,使信用与评级成为主要矛盾,评级通过揭示偿债风险功能对构建信用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使评级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两对矛盾的实质是信用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它建立起了评级→信用→生产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动形态,评级分配信用资源,信用资源形成消费能力,信用消费成为生产驱动力,评级作为构建信用关系的媒介,扮演着分配信用资源的角色,它通过评级信息限制或扩大信用规模,引导信用资源流向,而信用资源占有的多寡则决定着生产的数量。

  二、信用关系与信用链

  (一)信用关系是由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一种资本组合形态。

  从本质上讲,信用关系是由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一种资本组合形态。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信用关系已成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是形成社会消费需求的最主要驱动力,信用关系的状态对社会再生产和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性作用。

  当今中国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社会成员扮演着债权人或债务人角色,互以对方信用作为维系相互关系的必要条件。作为这一基本经济关系矛盾主要方面的债务人能否履行信用承诺攸关债务链形式的社会经济关系稳定。信用关系社会化是一种国民债务,以国民财富创造能力为根本的偿债来源(信用资源)决定着国民债务的规模,客观上形成了信用关系—信用资源—国民债务—国民消费—国民经济的逻辑关系,构成国民经济的新型重大比例关系,社会化信用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新型经济基础,但唯有建立在国民信用资源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才是可靠的。

  信用关系的日益社会化使信用供给高度依赖信用关系,信用关系的盲目性和脆弱性发展特征增加了宏观信用供给的不确定性,这使信用环境成为债务人最直接的信用风险因素,把两者客观存在的辩证关系数量化将为评级最终揭示债务人信用风险奠定基础。

  (二)信用链是由各类具有联系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依评级体系连接起来的社会信用关系之和。

  信用链是由各类具有联系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依评级体系连接起来的社会信用关系之和,各条信用链互相联系,共同交织构成以债务链形式构成的社会资金流动系统,即信用体系。

  由稳定信用链构成的信用体系不会发生破坏性债务危机,不会形成债务人信用关系的外部冲击,其债务资产的安全性将提供流动性保障并构成创造财富和偿债来源的积极因素;由具有潜在风险信用链构成的信用体系极有可能因债务链断裂发生局部或全面破坏信用体系正常运行的债务危机,此时债务人信用关系将遭受颠覆性破坏,由此直接导致的资金断流将形成财富创造和偿债来源的消极因素。

  (三)信用关系与信用链的联系与区别在于:

  第一,由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是信用链的组成部分,每对信用关系的稳定性决定了各条信用链的稳定性,进而决定了信用体系的稳定性。

  第二,由各信用链构成的信用体系对每对信用关系具有反作用。这各反作用体现在:每条信用链上的潜在的危机可能将影响信用链上与之相关的各个债权人与债务人,最终影响二者之间信用关系和稳定性。

  三、金融是信用与评级的统一体

  (一)信用与评级相统一是完整的现代金融的呈现形态。

  金融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以偿还为条件构建的信用关系。而社会化信用关系是通过评级为媒介构建起来的,构建稳定信用关系,实现资本流动社会化客观上要求评级信息能够无障碍流通,这就要求评级信息具有一致性与可比性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是信用与评级的统一体。

  人类社会已进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信用关系(债权债务关系)成为当今社会的经济基础,具体表现是,由信用关系构建的社会信用链是整个社会的流动系统。只有流动系统存在,才有建立其上的经济社会活动甚至上层建筑。

  信用与评级本质上要求控制信用扩张风险,它是信用经济逆周期的力量。信用评级的逆周期性质决定了它在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社会化信用关系是通过评级为媒介构建起来的,评级通过对这三种债务安全数量边界的描述向债权人提供清晰的债务风险度量标准,客观上会起到阻止债务规模无度扩张的逆周期作用。评级的逆周期职责通过一致性与可比性所推动的评级信息广泛应用才能得以履行。一致性与可比性是指评级作为一种信用风险信息语言系统必须实现不同债务主体同一信用级别的一致性和不同信用级别的可比性。

  国家金融体系是信用关系集合并连接的债务链形式的信用体系。国家金融体系由三种信用关系构成,即以现实创造的财富作为偿债来源的借贷关系、以未来可能创造的财富作为偿债来源的借贷关系和将若干未来信用关系进行结构性组合并再次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借贷关系。通过信用关系社会化构建信用消费能力成为满足生产扩张需要的最主要方式,财富创造作为偿债来源基础的有限性与生产对信用扩张的无限性矛盾不断推动信用关系创新,而当第三种信用关系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占比达到一定规模时,评级状态与国家金融体系安全息息相关。

  (二)金融创新需要信用与评级有效结合,通过信用工程学等前沿评级技术准确揭示安全信用边界,以实时预警金融风险。

  以互联网金融为标志的金融创新最终的目标是实现资本的互联互通,资本的互联互通是通过债权债务的信用关系构建的,资本跨国流动的前提条件是评级信息的跨国流动。评级是媒介,对于投资者而言,要构建债权债务关系,需要权威的第三方独立评级揭示债务风险。

  评级标准的一致性及其公正性是实现评级信息跨国流动的前提条件,建立一个代表全球国家共同利益,以承担“一带一路”评级责任为使命的评级机构则是实现评级标准一致性的基础。但现实的全球评级状况却难以满足这一需求。西方三大评级机构在许多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并主导评级话语权,各国本土评级机构因其评级标准的局限性使其评级信息仅能在国内市场使用,且由于标准各异,评级结果参差不齐,难以通过评级互认方式实现评级信息的跨国流动。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创新,金融产品日趋复杂,信用链条逐步复杂化,信用风险日益凸显。信用评级机构已不仅仅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信用关系的中介,而是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成为预警金融风险的重要影响力量。大公独创了‘信用工程学’方法,把工程学方法和评级方法结合在一起,可以进行仿真模拟预测,通过大量模型、几千万次的运算得出结果。金融工程是满足人们信用扩张的需要,而‘信用工程学’则相反,是告诉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安全负债的边界在哪。大公通过信用工程学等前沿评级技术准确揭示安全信用边界,将信用与评级有效结合,及时预警金融风险,实现了金融创新时代对评级机构的更高要求。

  四、国家评级体系与国际评级体系

  (一)国家信用体系是其金融体系的基础,是国际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体系的本质就是纵横交错的债权债务间的信用关系体系,这种信用关系的建立与破坏则由信用评级体系所决定。一个国家的信用体系是其金融体系的基础,是国际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关系着国家职能履行、国际资本有效流动、国民财富合理转移和国际信用关系稳定。处于地区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国家,其信用体系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二)现存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是破坏国际信用关系的根源,构建新型国家评级标准。

  现存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是破坏国际信用关系的根源表现为:第一,多数债务大国的债务增速已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无力靠自身创造财富偿还负债。现行评级标准没有向世界揭示这一信用风险,而是采用顺周期的做法,持续提升债务国信用等级。第二,债权国家在向债务国输出物质财富的同时,把赚来的钱借给发达债务体,表明这一群体具有极强的债务偿付能力。然而,现行评级标准没有向世界真实表达债权国的偿债能力,对债权国的评级没有显著变化。第三,现行国家评级标准直接导致全球信用资源占有失衡。2008年统计数字显示,全球90%以上的国际资本流向发达经济体,由此带动进入这类国家的各类投资不计其数。信用资源两极分化是造成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第四,现行评级标准给予最大债务国的高信用等级,使其能够用低廉的融资成本吸引全球资本,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还通过货币贬值向其他国家进行债务转移。现行评级标准促成的债务与财富同方向流动使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处于不公平状态。第五,现行评级标准的根本缺陷决定了它向世界提供的国家信用信息是扭曲的,这些信息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投资决策,体现国家意志的政策对世界经济走向具有决定性意义,并进一步作用于国际信用关系。

  国家信用在全球信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它的信用状况决定着国际资本的流向和各国利益,并从根本上影响国际信用关系稳定。世界负债最高的经济体长期缺乏足够的资本内生能力,融资一旦受挫,国际信用体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必然引发世界经济体系的大崩溃,现行评级标准并没有向世界揭示这一债务体系隐藏的风险。十五年来全球六十多次金融危机,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现行评级标准对国际信用关系的破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三)国际信用体系是全球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关系着全球金融体系安全。

  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决定着世界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关系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对国际债务人的信用评级构成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国际评级体系通过向金融市场投资人提供债务人信用风险信息影响全球金融体系运行。国家评级话语权关系一国金融主权与安全,可避免外部不公正评级对本土金融体系的冲击,本国评级的可靠性不仅关系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稳定,而且其金融体系运行状况还会传导至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评级话语权则对每个国家金融体系稳定具有直接影响。

  (四)现存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不能适应全球金融体系发展需要,构建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需要新思维。

  现存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由美国所主导,其突出问题是:第一,当评级涉及国家利益时,美国评级机构就会从维护其国家核心利益出发评价他国信用风险;第二,用一个国家的评级标准衡量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信用风险,既不公平又不能向市场提供准确评级信息,国际评级体系为全球信用产品交易提供了失衡的定价依据;第三,由于向全球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评级机构缺乏国际监管,没有监督的国际评级体系成为与少数利益集团侵占全球投资 人利益的工具。世界最大债务国利用信用全球化对评级信息的高度依 赖及其话语权地位,高估国际债务体系国家信用,低估国际债权体系国家信用,把债权国利益输送给债务国,破坏了国际信用关系,导致世界经济失衡。

  国际信用关系的全球化发展需要能充分揭示债务人信用风险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这要求:第一,国际信用关系的特殊性需要不代表任何国家利益的国际评级组织,即建立世界信用评级组织。第二,国际信用风险形成的特殊性需要一个国际统一且能反映各国信用风险的国际评级标准,即制定世界信用评级标准。第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特殊性需要统一权威的国际评级监管体系,即建立世界信用评级监管组织和准则。

  五、错误的评级观

  西方错误的评级观是导致全球信用危机的根源。这是因为西方错误的评级思想产生了错误的评级信息,错误的评级信息又错配了信用关系,这种缺乏真实偿债物质基础支撑的信用关系极其脆弱,最终导致社会信用链条的断裂,于是爆发信用危机。

  错误的评级观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理念作为衡量客观信用风险的评级标准,使西方评级思想意识形态化,因其背离客观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内在联系而完全不能揭示信用风险。

  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评级思想的要义是:按照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国家排序对判断主权信用风险有决定性意义;监管和法律环境是衡量债务主体信用质量的最重要标准。

  然而,全世界没有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具有普世的优越性,比其他制度更有利于债务偿还。把西方政治制度理念作为区分信用风险的标准,必然得出错误的评级结论。制度至上、主权优先的西方评级思想赋予了制度因素顶层设计的评级地位,这种由主权制度决定评级走向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整个西方评级体系错误。

  (二)把违约率统计作为评级方法是一个伪命题。

  西方错误地将违约率作为债务人违约概率的参考,用历史违约数据构建每一信用级别的违约概率,即把用于验证信用级别的历史违约率统计结论直接作为评级方法确定信用级别。

  这种用历史统计数据代替评级科学性是一种反评级行为。评级所代表的是对信用风险的预测而不是验证其违约率统计。历史违约率代表的仅是已经发生的情况,而不能代表当前或未来的违约概率。

  (三)把国家上限作为一个主权范围内所有债券发行人信用级别的“天花板”,使西方评级思想背离了现实信用风险形成要素的内在联系,丧失了对客观信用等级的解释力。

  国家上限是西方评级思想的关键要素。将一国主权级别作为该国各类型债务人发行外币债务时能够得到的最高信用级别,即国家上限。

  国家上限本质上用意识形态代替对信用风险的独立判断,用主权评级否定对其他债务人评级,这不仅使西方所有评级形同虚设,还因主权评级标准的严重意识形态化导致西方评级体系的政治化。实质上,一国中央政府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信用风险没有必然联系,实践也已证明西方国家上限的错误。

  (四)西方错误的评级观忽视了信用经济顺周期发展过程中信用风险的积累,不能有效发挥评级逆周期作用。

  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是存在于信用经济社会内部的两对矛盾,前者的本质要求是通过持续信用扩张形成消费能力满足产业资本增值的需要,因此是信用经济的顺周期力量;后者的本质要求是通过评级所揭示的债务人安全负债数量边界构建信用关系满足借贷资本增值的需要,因此是信用经济的逆周期力量。

  西方形而上学地将财务实力分析作为确定信用级别的最重要因素,具有典型的顺周期性,不能发挥评级的逆周期力量。因此,实践证明西方财务因素评级思想对揭示信用风险的无奈,其不能在债务人偿债能力恶化的前夕预测信用风险,而是在信用危机爆发之后疯狂地下调级别。

  六、正确的评级观

  大公以探索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为使命,成为创建新型评级理论和思想的历史担当者。大公的评级价值观是在西方评级错误引发史无前例的全球信用危机的背景下呈现给世界的。

  (一)辩证唯物主义是大公信用评级的思想方法。

  信用风险形成因素是相互联系和交织的,我们要从联系的视角发现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内在逻辑和运动规律。正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使大公能够深入到极为复杂的信用风险体系内核,发现信用风险的形成机理。

  (二)指导大公评级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信用评级逆周期理论,并以此建立评级标准实现信用风险的预警。

  社会化信用关系是通过评级为媒介构建起来的,此时,债权人要求评级回答债务人的三个问题:(1)最大债务负担的安全边界在哪里?(2)存量债务能否按期偿还?(3)有无新增债务空间?评级通过对这三种债务安全数量边界的描述向债权人提供清晰的债务风险度量标准,客观上会起到阻止债务规模无度扩张的逆周期作用。

  大公以逆周期的原则制定评级标准,在评级中充分运用仿真模拟预测技术,实现信用风险的预警。评级的作用就是预测信用风险,评级必须持续体现预测债务风险的功能。信用级别所体现的是从单一评级要素的基础预测到综合评级要素的高级预测集合,为此,需要科学的预测方法和评级验证调整程序作为保障。预警功能提升了评级的市场解释力。

  (三)上层建筑是影响债务人偿债能力的重要因素,但并不存在所谓的“国家上限”。

  政权更迭和制度变迁构成了影响债务人财富创造能力和偿债来源的制度环境因素,而财富创造能力和偿债来源对偿债能力又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上层建筑是影响偿债能力的重要环境因素。

  因此,大公重视国家制度环境对偿债能力的影响,但并不是一刀切地将把国家上限作为一个主权范围内所有债券发行人信用级别的“天花板”。

  (四)大公认为财富创造是债务人的盈利能力,是偿还债务的源泉和基石,财富创造决定偿债能力。

  财富创造能力与偿债能力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现实中依赖盈利偿还债务本息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盈利可以偿还全部债务本息;二是盈利能够偿还部分债务本息;三是盈利只能偿还债务利息;四是盈利不能偿还债务利息,唯有依据这一客观存在的财富创造能力对偿债能力的决定性作用,给予财富创造能力应有的评级地位才能找到评级之根。

  (五)大公原创的以偏离度为核心的评级思想是按照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内在发展逻辑判断信用风险,而不是用历史违约率推断未来信用风险。

  偏离度评级思想的基本原理是:债务人的财富创造能力是其偿还债务的源泉,但不是偿债来源的全部,前一种偿债来源用尽是挖掘后一种来源的动力,这样形成的偿债来源排序与财富创造能力的距离渐行渐远,其代表的风险程度也不同,揭示这种客观存在的偿债来源与财富创造能力偏离度并对其进行风险调整后就能够区分由偿债来源所决定的偿债能力安全等级。

  西方的违约率和大公的偏离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评级思想,所代表的是解释信用世界的不同价值观和方法论。西方的违约率是用历史违约数据推断未来信用风险, 大公的偏离度是按照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内在发展逻辑预测未来信用风险, 它们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天壤之别使其评级结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意义截然相反。

  (六)大公采用偏离度指数确定信用级别,是保证不同债务人评级具有一致性与可比性的技术基础。

  一致性与可比性是指评级作为一种信用风险信息语言系统必须实现不同债务主体同一信用级别的一致性和不同信用级别的可比性。资本流动社会化客观上要求评级信息实现无障碍流通,唯独具有一致性与可比性功能的评级信息才能成为资本社会化流动的驱动力。评级的逆周期职责将通过一致性与可比性所推动的评级信息广泛应用才能得以履行。

  七、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是人类社会掌握信用经济发展规律的标志

  首先,建立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要遵循财富创造能力对信用关系的决定作用,以真实债务偿还能力为基础形成信用关系。新体系运用信用资源供求平衡的新型评级思想方法,对生产无限扩张推动的世界顺周期风险进行预警,能够承担起世界评级责任,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信用风险防御体系。

  其次,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模型应由国际信用评级监管组织、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和国际信用评级标准三部分构成,须坚持全球性、独立性、一致性和国际监管四项基本原则。其目标是按照国际信用体系的本质要求和评级发展规律,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揭示全球每一对债权债务关系信用风险的评级体制机制,重建国际信用体系,推动世界经济复苏。通过评级体系的强大预警功能,防止全球信用危机的再次发生。